凌晨三點，當城市沉入最深的睡眠，我關掉了配送車的發動機，將工作牌輕輕放在副駕駛座上。車窗外，霓虹燈在空蕩的街道上投下孤獨的光影。這是我作為城市配送員的第327天，也是最后一夜。

三個月前，我的體重還是165斤，如今站在快遞站那面斑駁的鏡子前，只剩125斤的輪廓。這不是健身的成果，而是城市配送服務在我身上刻下的印記——早餐在方向盤上解決，午餐在等紅燈時匆匆扒幾口，晚餐往往拖到夜里十點后。配送單上的時間限制像無形的鞭子，抽打著我在城市血管般的道路間穿梭。

變化不止在體重秤上。妻子上周小心翼翼地說：“你最近好像很容易發火。”我才驚覺，那個曾經耐心幫鄰居老太太搬家具的自己，現在會因為配送地址不詳細而對著手機低吼，會因為電梯故障耽誤幾分鐘而焦躁地捶打墻壁。城市配送的每一分鐘都被量化成成本，而我的脾氣成了最先被擠壓變形的部分。

記憶最深的是暴雨那天。訂單系統顯示‘加急’的紅字閃爍不停，后車廂里堆著生日蛋糕、醫院急用藥和無數‘今日必達’的包裹。雨水模糊了擋風玻璃，導航在立交橋上不斷提示‘重新規劃路線’。當我把最后一個包裹送到24小時便利店時，已是凌晨兩點半，收件人早已關機。坐在淌水的車廂里，我第一次問自己：這座城市的夜晚，究竟需要多少這樣的奔跑？

城市配送運輸服務編織著一張精密的時間網，我們既是織網人，也是被網住的飛蛾。每單配送費扣除油費、車輛損耗后，真正落入口袋的數目，常讓我在加油站前猶豫該加200元還是150元。而那些‘配送超時’的投訴，就像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——這個月，我已經收到三次警告，再有一次就會被扣掉整月獎金。

決定離開的那個黃昏，我正堵在晚高峰的高架橋上。后視鏡里，夕陽把堆積如山的包裹染成金黃，電臺播放著某位企業家談論‘物流改變城市生活’。我突然想起老家院子里那棵枇杷樹，想起可以慢慢吃完一頓飯的時光。手機這時響起新訂單提示音，系統自動接單的機械女聲在車廂里回蕩。

凌晨三點零五分，我步行穿過熟悉又陌生的街道。24小時藥店亮著燈，代駕司機在路邊刷手機，和我一樣的夜行者們仍在城市角落里流動。遠處傳來貨車的引擎聲——又一批包裹正在抵達，又一批配送員即將開始他們的奔跑。

背包里除了幾件衣物，還有那本寫滿配送筆記的本子：王阿姨的包裹要放物業左邊第三格，李老師周六上午不在家，軟件園C棟的后門比前門近300米……這些用汗水繪制的城市地圖，如今將成為記憶里的標本。

天色微亮時，我買了一張最早班的城際大巴票。車窗外的城市漸漸蘇醒，外賣騎手開始穿梭在晨霧中，快遞車正在各個小區門口卸貨。這個龐大的配送網絡不會因為一個人的離開而停滯，就像城市永遠不會記住每個奔跑者的名字。

大巴駛出收費站那一刻，我關掉了手機上八個配送相關的APP。屏幕暗下去的瞬間，映出一張消瘦但平靜的臉。三個月瘦掉的40斤，或許需要更長時間才能找回；那些在配送路上被磨損的耐心與溫柔，也許能在慢下來的生活里重新生長。

城市配送改變了現代生活的形狀，而我的逃離，只是想找回生活本該有的重量。